几个在北京的日本人曾目睹他出猎时的盛大场面，鹰就上千只。“街上的人和其他人等都要叩头在地等候他通过”。然而，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并不长寿。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塞外，于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病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年仅三十九岁。灵柩回京时，顺治皇帝亲率诸王大臣出城跪迎。顺治发布哀诏，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接着，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祔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极具哀荣。多尔衮无子，以豫亲王多铎子多尔博为后。
由于多尔衮生前一直处在满洲贵族内部明争暗斗的中心，又专断权威，树敌颇多，死后仅两月，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十五日，其近侍、刚被提升为议政大臣的苏克萨哈、詹岱，即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合词追论其罪，说他“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明”。诏削爵，财产入官，平毁墓葬。有的记载说，“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坐落在明南宫的睿王府同时被废。其亲信多人先后被处死或被贬革。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帝弘历认为，多尔衮“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划。寻即奉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被“诬告以谋逆”，构成冤案，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茔墓，又修建新睿王府。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著名的贵族世家之一。
---------------太后下嫁及多尔衮病死之谜(1)---------------
太后下嫁之说，此为传说也好，野史也罢，但一直都是清初四大疑案之一，而且直接当事人就是皇帝的母亲、祖母孝庄太后，和当朝摄政王多尔衮。然而太后下嫁之说在清代档案和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甚至有人还认为，因为此一事件在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们认为，都觉得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于是销毁了所有相关的档案，还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这种推断也颇为牵强，因为为了从侧面印证，可以翻阅在当时朝鲜李朝的《实录》，在《李朝实录》中同样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下嫁是公开的，并曾颁布恩赦诏明告天下，那当然会颁诏给朝鲜，《实录》中肯定会收录，或有所记载与议论。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几批来华进贡、谢恩及陈奏的朝鲜使臣也会得之街谈巷议，因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这些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收集各种情报的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报告，其《实录》中载清朝之事甚详，就是这样得来的。在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朝鲜看不起清朝，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而且对清朝怀有敌意，在其《实录》中常见对清朝的不满和蔑称，在公开场迎合清朝为正统，但其官员自身等内部文件却只署年月而不书年号。如果太后下嫁实有其事，朝鲜当然不会为清朝隐讳，必然载之史册，事后也不必有删削之举。
自清亡以后，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太后下嫁考实》一文的作者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就在其文章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在孟森先生之后，更源源不断地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
而野史中的大婚恩诏写得有声有色，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好事者的杜撰，根本就不能叫人相信。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之际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能证明确有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迄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亦难以为据。明末清初的张煌言曾写了一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正史，只能作为民间传说论断。张煌言本为抗清将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后来被杀，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为什么又称“皇父”呢？则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亲。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公元1647年)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一直到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公元1648年)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
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初。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还有持太后下嫁说者，多举清人蒋良骐《东华录》所载当初给多尔衮定罪时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一语，认为实属暧昧，有秽乱宫廷之嫌。然而这句话的上下原文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说多尔衮曾亲到皇宫内院向人发牢骚，称太宗皇太极得位不正，自然顺治继位亦不正，以此要挟顺治小皇帝，这是多尔衮的一条重要罪状。无论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指责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一条，已非事实)，“亲到皇宫内院”一语只是指出多尔衮说太宗得位不正的地点和对象，将其单独抽出作为多尔衮曾秽乱宫廷甚至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显然是断章取义，没有任何说服力。
多尔衮死因也一直是一个谜，多尔衮的病,可能有多种。有人说他患的可能是脑溢血或脑瘤。但是，笔者并不同意这一种说法，因为患脑溢血的人一般较胖，而且发作几次就会毙命，或留下偏瘫等后遗症；脑瘤患者应该发病后很快毙命，不会拖那么久，而且应该越来越严重，很难缓解。而且加以印证的就是入关之时的满洲人上至皇帝，下到八旗将士，都不会出现身体很胖的人，而且从多尔衮流传下来的画像来说，其人也只能说健壮而已。另外多尔衮号称清初第一美男，所以更不会是个胖子。
---------------太后下嫁及多尔衮病死之谜(2)---------------
那么多尔衮到底是因为什么病而死的呢？有人认为是“气胸”。气胸指当空气或其他气体进入肺周围的胸膜间隙时所有或部分的肺塌陷。气胸有不同的类型：开放性、自发性和张力性气胸。本病是常见的呼吸急症，大多发病急骤，病情严重，要求迅速做出诊断和正确处理，否则可因肺脏萎缩和纵膈受压移位导致急性进行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死亡。史书上多尔衮的病况记述中不是提到他常略感到胸闷吗？但是无其它大碍。
后来多尔衮去喀喇城行猎，发病坠马，摔伤双膝，可是膝伤决不会导致死亡。很可能事情是这样的，多尔衮从京城到喀喇城，路上鞍马劳顿，加上那时正是十二月，塞外气候严寒，与京城大不相同，劳累和气候的大差异诱发了他的偏头痛，使他坠马。偏头痛发作前兆是眼前出现盲点，眩晕使多尔衮坠马。坠马使多尔衮的胸部受到撞击震荡，撞击震荡应当并不是很严重，但由于多尔衮已有不为人察觉的自发性气胸，这撞击就是致命的了。但当时还觉查不到。而他的偏头痛经过几个小时的卧床休息后，应该大大缓解，所以多尔衮第二天又出猎了。气胸患者最忌剧烈运动，多尔衮本来患自发性气胸，肺底部的肺泡破裂漏气，加上坠马的撞击震荡，使得肺部的伤口更大，再去骑马行猎，肺部漏气就更快了。而且肺内部的伤口也会扩大，就会有出血，史书上说多尔衮坠马后有咯血，很符合气胸患者的临床表现。但咯血不是致命原因，咯血说明他肺部的破洞更大了，肺漏气就更快，漏出来的气积在胸腔内，行成正压，导至肺萎缩，令他无法呼吸，这才是致命原因。所以多尔衮从还能骑马猎，到病死只有短短几天。
---------------睿王府内二三事---------------
前文说了，多尔衮死后没多久，顺治就下圣旨，废了多尔衮子孙的世袭睿亲王的爵位，然而稍微有些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多尔衮本身是根本没有孩子的，那么这个废除世袭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多尔衮的儿子是他弟弟多铎的儿子，叫多尔博，后来因为要继承多尔衮家的香火，所以才过继给多尔衮，所以多尔博就承袭了睿亲王的这个爵位，但是没多久就被废了。而多尔博又归宗又到多铎名下，到了乾隆的时候，给多尔衮平反了，那多尔衮的这个睿亲王的爵位还是要承袭，就只能要多尔博的第五世孙淳颖来承袭多尔衮的睿亲王的王位。
到末代睿亲王中铨时已是民国，王爷爵位虚设，既无禄银又无禄米。但是中铨依然挥金似土，修房子，修花园，并且在每间房子都安上了电话，还学起洋人吃西餐，更不惜重金买汽车添马车，渐渐地就花光了祖上留下来的财产，最后连王府也被法院查封作为学校。1939年，最后一代睿亲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在不少现代影视作品当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景，不少官宦之家，在清朝退位过后没多久就败光了整个家，有的确实是不会过日子，整天挥霍，而有的确也知道做买卖，赚钱养活家，但是却大多被下人或者奸商，甚至时局说骗，最后不得不流落街头。
然而民国年间确实是睿王府上下最奢侈的时代，就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如摆谱，显阔，亦不排除被骗被蒙，最后才败光了这个偌大的家。在睿王府还没败家之前，但也已是民国十几年了，凡事都要按照旧历、旧俗“折腾”很久。比如旧俗十月初一为寒衣节，意为天气渐冷，死去的先人，亦需穿衣。故上冢送“寒衣”，各地同风。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十月朔，纸坊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识其姓字辈行，如寄家书然。家家修具，夜奠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新丧，白纸为之，曰新鬼不敢衣徕也。送白衣者哭，女声十九，男声十一。”这是传统的满族风俗，在民间这种纪念先人的活动叫做：“烧包袱”。然而睿王府却不兴这一习俗，既不送寒衣，也不上坟烧纸。但有一件事与北京民间旧俗一致，即十月初一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撤火。这好像是明文规定的一样，却又不见有文书。但确系百业皆然，王府也不例外。这是指升白炉子和一般炉子而言的。
“白炉子”是用“石灰木”制成的。最早见于《析津志》。而据《燕京岁时记》则称“此木实产易州（今河北易县）非西山也。”这种炉子，大小不等，不仅色白形美，而且因其炉膛大，火力旺，散热快，故取暖驱寒，非常得力。确能寒谷生春，犹胜红炉暖阁。白炉子没有固定位置，搬出搬进悉定自便。王府生白炉子有专人照管，旺时搬进，微时搬出，既无烟筒，也不受煤气污染，每间一具，其数可观。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灯市口外偏南有家“海山长”字号的白炉铺，颇负盛名。睿王府每年得添置白炉子数十个，全由此号供应。此外，还安装有烟筒的炉子，那时叫“洋炉子”。这种炉子有大有小，只能取暖，不能用于烧水做饭。大的洋炉子，一般有三个门，内装有隔热隔音性能的玻璃，炉火熊熊，皆可透视。小的上面有个添煤口，其状与今天的公用大桶炉形状一样，所不同者为通体电镀，光可鉴人。
据说，有些炉子都不是中国产的。但是在王府上下却不止这样的炉子是洋货，大部分日用品都是从东交民巷“锡勒福洋行”购进的。据说民国初期，睿王府安了一部电话小总机，各殿堂轩馆以至管事处，三门（太监居住的地方）等地一律安上手摇分机，事不分巨细都打电话，同时备有全份西式餐具，可将外面西菜厨师临时找来制作西餐，由此可证，当时，在王府和许多世家，崇洋之风，非常普遍。
有一年十月的一天，睿王府太监谢永祥刚一进“妙香界”的殿门，看见一只白色皮毛如猫似狸的动物，窜出殿门，上树越墙，迅即消失。太监目赌此物，疑为狐仙现形，立即吓倒在地上，惊魂失色。这件事一传开，王府上下三三两两奔走相告，认为狐仙现形，恐非祥兆。数日之内，全府风声鹤唳，草木皆妖！尤其是仆妇们，晚间不敢单独行走。尽管如此，佛殿不能因此断绝香火。于是，太监由一人增为二人。半月之后，忽听得佛龛之内传出咪咪之声，很似小猫在叫，走近前一看，小铜佛已倾倒龛外，此处已经被一窝小白猫所占领。太监所见白色动物，原来是老母猫，狐仙现形之谜，不攻自破。众皆如梦初醒，转惊为安。
旧时，北京一到农历十月，往往要下场大雪。1922年，是旧历壬戌年，小雪节那天，竟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场大雪。和南朝梁吴均诗描写雪景相似：“微风摇庭树，细雪下帘隙。萦空如雾转，凝阶似花积。……”
次日，雪止，但见“阶铺密絮鹅毛雪，窗绣奇花凤尾冰”。气温骤降，寒冷异常。太监们率领“披甲的”进“关防院”各处扫雪，其中有名叫治福的，手艺甚巧，平时能捏戏装面人，三、五一组，叫做“戏出”。如《嫁妹》、《连环套》等，都很工细，虽非专业，却有个小名气。
入冬下雪，本来是常事，而在贵族王府之家对这第一场雪，却不能等闲视之，总要搞点什么名堂来凑凑趣儿。饭房在这方面是最知趣的，不待“上头”传话，早就备好搪寒赏雪的食品，如银鱼、紫蟹三鲜火锅或三白火锅以及佐酒佳味，样样精致。这些食物不在月例之内，开账领钱，自有好处，又何乐而不为。于是，安福堂排桌设宴，长幼赏雪，自有一番乐趣。
****************郑亲王济尔哈朗家族***************
提起郑亲王济尔哈朗，熟悉清朝历史，或者对时下影视作品有兴趣的人都或多或少都知道他。大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戎马一生的皇太极因病身亡。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造成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
---------------伴君如伴虎---------------
提起郑亲王济尔哈朗，熟悉清朝历史，或者对时下影视作品有兴趣的人都或多或少都知道他。大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1643年9月21日)，戎马一生的皇太极因病身亡。由于生前没有指定皇位继承人，朝中出现了权力真空，造成诸王争位的混乱局面。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为争夺皇位几乎刀兵相见，最后在孝庄太后和礼亲王代善的安排下，皇太极年仅6岁的皇九子福临继承大统，是为顺治皇帝，而以他和多尔衮共同辅政。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六子)，是唯一非帝王直系子孙，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起他的父亲舒尔哈齐。
舒尔哈齐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三弟。努尔哈赤弟兄五人，他是长兄，四弟雅尔哈齐早亡，穆尔哈齐、舒尔哈齐、巴稚喇三个弟弟皆先后追随努尔哈赤起兵征战，并屡获战功。舒尔哈齐排行第三，比努尔哈赤小四岁，二人同母所生。自从母亲死后，两人感情更加亲密，是形影不离的好兄弟与好伙伴。在险象环生的岁月里，舒尔哈齐始终是大哥的得力助手。他为努尔哈赤赴汤蹈火、冲锋陷阵，二十岁时成为努尔哈赤身边最勇敢的战将。
由于出身十分相近，生活环境也是如此相似，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有着过多的相同之处。他们都很勇敢、顽强，最重要的是，他们还有着相同的雄心。事实上，舒尔哈齐的权势和地位与努尔哈赤不相上下。就在努尔哈赤称王的同时，他也称“船将”（同舟共济的大将），处于努尔哈赤的副手地位。对外，他与努尔哈赤一样，是建州女真的“头目”，并数次作为建州女真的代表赴京向明廷朝贡。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舒尔哈齐第一次作为建州女真代表赴京朝贡，当时他的势力已经可以与努尔哈赤相抗衡。舒尔哈齐手下精兵强将逾万，自己又因为战功显著，颇得民心。因此，在明廷的官书中，常常把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并称，并冠以相同的都督头衔，称他们是“都督努尔哈赤”、“都督舒尔哈齐”。就连近邻朝鲜人也把他们两个分别称作“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和“小乙可赤”(即舒尔哈齐)，或者称“奴酋”、“小酋”（古代汉族政权对少数民族领袖的蔑称）。
舒尔哈齐的锋芒外露是努尔哈赤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他开始冷落、故意贬低舒尔哈齐。由于舒尔哈齐实力不断增长，他越来越不甘心居人之后，只是碍于兄弟的情谊才强压欲火。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元旦，当努尔哈赤设宴款待明朝使者申忠一后，舒尔哈齐立即提出他也要设宴接待，于是有了“两都督府”的分别宴请。宴会结束后，舒尔哈齐向申忠一说：“如果以后你要送礼，不能忘记我。”从这儿开始，一奶同胞的兄弟俩已经出现了嫌隙。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借口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背弃盟约，想要娶叶赫美女东哥，于是发兵讨伐。舒尔哈齐奉命率领先头部队二千人攻城，由于哈达兵事先已有准备，当舒尔哈齐到达城下时，哈达兵已经出城迎战。舒尔哈齐正在犹豫是否攻城时，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赶到。当他看见舒尔哈齐兵临城下，却未发一箭，心中大为不满。他勃然大怒，呵斥舒尔哈齐靠边，自己亲率大军攻城。虽然最后哈达城被攻破，但努尔哈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不仅失去了上千的勇士，也失去了胞弟舒尔哈齐的心。
当努尔哈赤兄弟俩的不和成为公开的秘密时，又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先是明朝总兵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纳舒尔哈齐之女为妾，双方结为姻亲。随后，舒尔哈齐的妻子病故，李成梁又亲自命令手下置办了20桌酒席，外带牲畜前往吊祭。舒尔哈齐逐渐成为“拥明”派，这与努尔哈赤期望的叛明背道而驰。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十二月，在努尔哈赤已经连续几年没有亲自到京朝贡的情况下，舒尔哈齐第三次代表建州女真入京。明廷以“建州等卫夷人都督都指挥”的名义向他照例赏赐，此时的舒尔哈齐萌发了拥明自立、借明自立，将一切权利揽入自己手中的想法。这种想法无疑加剧了他们兄弟之间的矛盾，结果导致军事上的各自为政。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舒尔哈齐作为统兵主帅与努尔哈赤的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以及大臣费英东等率兵三万接应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蜚优城部众归附。行军途中，舒尔哈齐突然借口军旗发光，不是吉兆，提议班师回朝。但由于褚英和代善的努力，才稳定了军心，继续前行。当建州兵率领蜚优部民众返回到钟城附近的乌竭岩，突然遭遇乌拉数万兵马的拦截时，舒尔哈齐开始裹足不前。当褚英、代善率领不足敌人四分之一的兵力奋死拼搏时，舒尔哈齐却带领五百人滞留山下，他最信任的两个将领也率领百人在一旁观战。经过这一役，努尔哈赤以不力战的罪名将那两个将领处死，并不再让舒尔哈齐带兵打仗。被剥夺了军事权力的舒尔哈齐满腔忧怨，不时与努尔哈赤发生口角。舒尔哈齐不服，努尔哈赤不满，他们俩已经完全决裂。于是舒尔哈齐找来三个儿子，共商大计。他们想到了依靠明朝，于是很快踏上了第四次通往京城的道路。
正当舒尔哈齐以为自己找到了靠山时，努尔哈赤突然下令剥夺了他的家产，并杀死舒尔哈齐的两个儿子，又将与此事有关的部将处死。之后，努尔哈赤佯称新宅落成，邀舒尔哈齐赴宴。自知难逃活命的舒尔哈齐，仍寄希望大哥能顾念手足之情，对他“宽恕”。然而，舒尔哈齐刚刚走进新宅的大门，还未来得及向兄长倾诉愧悔之情，就被推入内寝锁了起来。从此，舒尔哈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