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本旗士兵攻城的西面。后金军围城历时三月，击败总兵吴襄等来援明兵四万，生擒监军张春，迫使粮尽援断的大凌河总兵祖大寿开城投降，此后代善开始逐渐推出政治军事舞台，开始闭会自己的锋芒……但是，尽管代善一再退让，也随着天聪汗势力的不断增强，先后幽禁二贝勒阿敏，降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为和硕贝勒（不久即病故），而倍受排挤，皇太极此时也开始对兄长大贝勒代善发动进攻了。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下了一道非常长的圣旨，其中列举出了十多条罪状，主要是指责“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肆之处甚多”，宣称要“杜门而居”（在家不出门），叫八旗贝勒、大臣“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诸贝勒，八固山额真、六部根据天聪汗的旨意，集中开始讨论代善及其子岳讬、萨哈廉、瓦克达之过，议论是否夺取代善大贝勒和硕贝勒名号，并收缴其十牛录属人，并罚银万两，夺萨哈廉二牛录，罚银二千两，罚岳讬银一千两，夺瓦克达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没其庄田仆役，交与其兄萨哈廉约束等等。但是，会议结束后，皇太极却运用娴熟的政治技巧，轻松地革了代善大贝勒、和硕贝勒名号，发还代善、萨哈廉应没的十二牛录余依议。实际上，代善并没有什么大错误，只不过是皇太极要抬高君权、压抑旗主而已，其目的是取消大贝勒与汗并尊的特权，最终废除汗父努尔哈赤确立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而已。

代善被责以后，更加克制退让，时刻以臣僚自居。而且在天聪九年十二月，他还偕诸贝勒再三劝进，拥戴皇太极为皇帝。当天聪汗要诸贝勒立誓以表忠心时，以代善年迈为理由，令其免誓，代善却坚请参与盟誓。他上奏说：上念臣年老，恐犯誓词以致死亡，然已往之事，臣不载诸誓词，自今以后，若不与诸贝勒同誓，臣且食不下咽坐不安席矣。倘皇上不令臣与议事之列，臣亦何敢违背上命，即不与盟誓可也。若皇上怜臣而仍令居议事之列，臣性顽钝善亡，必出誓词，庶臣心不忘警惕，或可免于皇上之谴责也。经皇太极同意后，代善对天立誓说：代善誓告天地，自今以后，若不克守忠贞，殚心竭力，而言与行违，又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逆作乱者，天地谴之，俾代善不得令终。若国中子弟，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为不轨，代善闻知，不告于皇上者，亦俾代善不得令终。凡与皇上谋议机密重事，出告于妻妾旁人者，天地谴之，亦俾代善不得令终。

---------------大清开国第一亲王(4)---------------

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四月初五日，代善偕诸贝勒奏准，十一日举行大典，皇太极即帝位，尊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二十三日，皇太极分封兄弟子侄，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代善父子虽占六个和硕亲王之二，而且代善还是惟一的“兄礼亲王”，似乎是深得帝宠，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就在册封之后的第五个月，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皇太极就谕令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集议代善的之子岳讬之过，议定的五条罪状中第一条便涉及代善。尽管这些罪过缺乏根据，难以成立，可是诸王竟将此定为大罪，拟处死岳讬或“监禁籍家”（在对犯人判处刑罚的同时，将其家人没收为官奴）。后来皇太极下谕，岳讬免死释放，革王爵为多罗贝勒，罚银一千两。

崇德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命追论征朝鲜时诸王大臣违犯军纪之过。法司给代善定了六条罪：一、违令多收十二名侍卫；二、诬称系吏部车尔格令其多收；三、明知多收侍卫而说不知；四、以戴翎侍卫充当使令下役；五、违制在朝鲜王京养马；六、妄遣家丁私往造船处。法司拟议革代善亲王爵，罚银一千两，马匹人丁入官。八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遵谕复议时，亦“如前议奏闻”。这些所谓“罪状”，也是吹毛求疵，牵强附会，根据不足。皇太极召集王公贝勒大臣，当众宣布这些罪状，羞辱以后，“悉宥之”，但却斩杀庇护其主的户部参政恩克。

清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因阿哈廉牛录下潜逃的新满洲事件，代善被皇太极以“年迈颠倒”为辞，“姑赦其罪”，下令斩杀宜希达。

代善既然被赫赫君汗宣布为“年迈颠倒”因而犯罪之人，当然就不能治国理政统军出征。他只好听从君命，退居林下，不问朝政了。

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突然去世了，在举国上下悲痛之余，却发现皇太极生前并没有指定继承人，这下所有王公大臣便又开始了多年前的那一幕，名义上是商议推立新君，实际上都想继承这个位置。此时，最有可能的继承人有三位，一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他有其父拥有的强大的正黄、镶黄二旗作后盾，他自己南征北战二十年，军功卓著，先后荣任和硕贝勒、和硕肃亲王，并统摄六部至中最重要的户部，且豪格在八旗王公大臣中还享有比较高的威望。另一是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他拥有自己的正白旗和弟弟多铎的镶白旗，人马众多，因长期受到皇太极的宠待，还得到了不少老臣的支持，所以势力相当强大。再一位和多年前一样还是代善，虽然代善虽已退居幕后数年，但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曾经统兵出征咤叱风云三十年，为后金——清国的建立与强大，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八旗王公中，他资历最老，地位最高，又有硕讬、瓦克达、阿达礼、罗洛浑、满达海等一批封授王公爵位的儿孙，势力其实是最强大的。

在议立新君的过程中，两黄旗的主要大臣欲立豪格为帝，两白旗拥戴多尔衮，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代善冷静明智地处理了这一问题，既不参与皇位的角逐，又不支持多尔衮，也不推举豪格，而赞同多尔衮为了平息事情所提出的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六岁的福临继位，并当众告发了自己的儿子硕讬、孙子阿达礼准备密谋拥立多尔衮的非法活动，从而妥善地解决了争夺皇位的问题，避免了大动干戈骨肉相残的悲剧，保持了统治集团的一致，为八个月以后清军进关、入主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说，代善又为清王朝立了一大功。

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排斥代善，代善又年事已高，遂在家闲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月十一日，代善病卒于北京，享年六十六岁，葬于西山门头村，帝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追谥为烈。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入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配享太庙。其第七子满达海袭爵，后世袭罔替。

---------------礼亲王家族的后人们(1)---------------

代善去世后，他的第七子满达海继承了他父亲的世袭礼亲王的爵位，满达海这个人虽然没有他父亲名气大，但是也是随太祖太宗一路征战出来的。崇德五年，满达海兵围锦州；六年满达海被封为辅国公，和肃亲王豪格一起兵围松山，大破敌军。后又大战洪承畴、吴三桂。顺治元年满达海从龙入关，大败李自成，后加封为贝子。顺治六年满达海率兵平定山西叛匪。剿灭叛匪后班师回朝改封号曰巽亲王。顺治九年二月，满达海病故。后其子常阿岱，初袭亲王。

礼亲王代善之孙，被封为康亲王，名杰书，这位杰书王爷与电视剧《鹿鼎记》中的康亲王却不同，因为杰书并不是趋炎附势，更不是碌碌无为之辈。杰书在清入关时的顺治年间就已被晋升为亲王。但因年龄岁限，直到康熙年间他为国征战天下，才得以成名。杰书父亲是代善的小儿子，名叫祜塞。因为他年纪最小，所以他不像岳托、萨哈廉等几个哥哥们那样功劳显赫，所以很少有人知道祜塞。因此祜塞只能在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凭借皇帝近亲身份得了镇国公爵位，并非他几个哥哥那样在入关之前就因为战功，早以被封王赐爵，而且不幸的是祜塞受封当年就因病故去。此后，杰书的二哥精济承袭了父亲爵位，不久又被顺治皇帝晋封为多罗郡王。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精济病故，年仅5岁的杰书袭多罗郡王爵，成为大清国堂堂的王爷，两年后，顺治皇帝赐杰书为康亲王。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因顺治皇帝对这个将及成年的郡王侄儿很赏识，传旨追封杰书的父亲祜塞为郡王，这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荣耀。次年，杰书又获意外之喜。巽亲王常阿岱因父亲满达海生前曾谄媚多尔衮（此时顺治与多尔衮已非叔侄关系，而是政敌的关系了），被年轻的顺治皇帝降为贝勒，其世袭亲王爵位也被迫夺。

因常阿岱的亲王爵系承袭祖父代善而得，这一爵位收回后按制应转归代善其他直系后裔继承，因此这一幸运落到了杰书头上，皇帝命由他承袭祖父的亲王爵位。这样，十六岁的杰书由多罗康郡王晋封为和硕康亲王，登上了贵族爵位的最高台阶。

康熙皇帝玄烨继位后，国内大局已渐趋平稳，除东南沿海等少数地区尚有南明和农民军残余势力抗清斗争外，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朝廷内部自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玄烨铲除鳌拜及其党羽，政令也更趋统一。杰书作为地位显赫的皇帝贵胄，在玄烨亲政初年就已入议政王之列，平时主要是参加国家的一些礼仪活动，除随驾或受命短时间外出，基本都是在京城的王府中享受着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爆发了历时十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把在悠闲中生活的杰书送上了腥风血雨的战场。所谓“三藩”，即驻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驻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驻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后由其子耿精忠袭爵)三个藩王。吴、尚和耿仲明(耿继茂之父)原本是明朝将领。尚、耿二人早在天聪年间就已投降后金(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被封为智顺王和怀顺王，顺治时又改封平南王、靖南王。吴三桂则是在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进攻山海关时投降，被封为平西王。清朝入关初年，在消灭李白成、张献忠农民军和南明抗清势力过程中，吴、尚、耿所率汉军部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配合作用。因此顺治年间先后将其分封于上述各地，借以清除当地抗清武装，守卫东南、西南边防。

然而，自康熙初年起，“三藩”已逐渐成为危害清朝中央政权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拥兵自重，把持地方大权，鱼肉当地百姓，侵吞地方财源。因此，康熙皇帝亲政之初，便把“三藩”视为国家重大隐患，从各方面采取措施，限制和削弱他们的势力。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皇帝借尚可喜请求告老还乡之机，果断做出“撤藩”决定，对吴、耿二人提出的撤藩试探也迅速予以批准。久欲自立为王的吴三桂见皇帝撤藩之意已决，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独立王国”势将不保，于是又一次“反叛朝廷”，是年十一月，以恢复明朝为标榜，自命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起兵反清。不久，福建耿精忠也起兵响应。几个月间，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西、江西等省都有原明朝降将叛变，叛军势力很快蔓延到南方大部分省份，刚刚稳定的中国又受到严重威胁。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十二月，皇帝决定派八旗劲旅出征，联合各省地方军队平定叛乱。首先派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兵进荆州，其次派多罗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军，兵进岳州。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六月，以康亲王杰书为奉命大将军，率领第三路大军前往浙江，进剿耿精忠叛军。随同出征的还有固山贝子傅喇塔，又命将军赖塔、副都统喇哈、纪尔他布参赞军务。时年30岁的杰书，生平第一次统领大军出征作战，为国家效力疆场。

同年九月，杰书大军进抵浙江金华。此时耿精忠叛军已攻占浙江南部的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区，威胁江西，十分猖獗。杰书兵至浙江之初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遏止叛军继续进犯。因在兵力上并不占优势，所以大军严阵以待，伺机出击。不久，耿精忠部下都督徐尚朝率5万大军进攻金华，企图一举击败清军，进犯浙江腹地。杰书命都统巴雅尔、副都统马哈达率军迎击，斩敌将吴荣先等30余人，歼敌2万，初战告捷。十二月，徐尚朝又率兵5万进攻金华城南十二里庄，巴雅尔与总兵陈世凯合兵拒战，大破敌军于积道山，歼敌2万，招抚伪总兵官以下700余人，并乘势收复永康、缙云二县。两次保卫金华的战斗，打击了叛军嚣张气焰，初步稳定了当地局势。此后，杰书所部又先后于上虞县击败叛军方懋功部；于义乌、武义击败叛军冯公辅部，并收复此二县。

---------------礼亲王家族的后人们(2)---------------

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杰书派兵主动出击，副都统马哈达、总兵官李荣于桃花岭击败伪总兵沙有祥部，进而收复被叛军长期占领的处州府城。又遣副都统穆和林等三路并进，追剿败走仙居城的敌军，连破伪都督林坤等13营，直抵仙居城下，叛军增兵固守，屡招不降。杰书命清军之一部埋伏在城西门外，其他从南、东、北三面竖梯攻城。守城敌军抵御不住，出西门逃窜，被伏兵截杀，前后夹击歼灭殆尽，缴获炮300多门以及大量军械物资，胜利收复仙居城。数月后，傅喇塔部清军又先后收复太平、东清、青田三县，并进攻温州。次年二月又大败进犯的叛军4万多人。

杰书兵进浙江后，一年多时间里虽连战连捷，收复处州府和一些县城，采取征剿与招抚并用的策略。一直打到了福建，当时他知道福建漳州、泉州等府已被另一股反清势力郑经所部占据，加之耿军内部粮饷不足，当地百姓饱受盘剥，怨声载道，耿精忠已近穷途末路。因此传檄晓示：“浦城是福建财赋要地，今已被我大军攻占，扼住福建咽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立功赎罪，保全属下百万生灵。”攻心战同时，杰书仍统大军继续推进，九月，收复建阳，招降建宁、延平二府。耿精忠见大势已去，又因康熙皇帝曾多次表示，可将他与吴三桂区别对待，只要真心投诚、戴罪立功，即可赦免前罪、待之如初，于是派儿子耿显祚往见杰书，告知愿降之意。杰书让显祚把皇帝的上述旨意再向其父重申，耿精忠意决，亲自出城60里至杰书军前投降。十月，杰书大军进入福州城。此后不久，福建、浙江等地耿部叛军纷纷投诚，“三藩之乱”的耿藩基本平定。

但是，东南的战事并没有结束，台湾的郑锦还盘踞在金门、厦门一带。康亲王马不停蹄，协百战之师横扫金、厦，将郑锦残军赶回了台湾，彻底平定了东南各地。

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十月，郑经派部将许耀率兵3万直逼福州，于乌龙山、南小门、真风山等处结寨屯兵。杰书派都统拉哈达率兵迎击，大败郑军，乘胜追击，在两个月内，便收复宁化、清流、长汀等七县及汀州府、邵武府。次年正月，杰书又挥兵直进，拉哈达、赖塔等在白茅山、太平山等处连败郑军26营，收复兴化府。二月，又收复泉州、漳州二府，福建大部平定。康熙皇帝闻奏龙心大悦，传谕称赞杰书自统率官兵由衢州入仙霞关以后，“剿抚并用，所向克捷。击逐海贼，收复全闽，安辑百姓，克奏肤功，深为可嘉!”

大局既定，杰书于同年四月修书一封，派官员前往招抚退守厦门的郑经，但郑仍不肯归降。杰书命各府县备办船料、修整战船，准备进剿。此后两三年时间里，清军与郑军在漳州、泉州、厦门等地区多次交战，其中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夏，郑军攻占海澄等地，还一度使清军陷于被动局面。杰书仍坚持贯彻康熙皇帝“剿抚并用”方针，并举荐才干出众的汉军旗人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既不放弃对郑经本人招抚，更重视对其部下官兵分化瓦解，取得明显收效，不到两年时间里先后有数万郑军官兵投诚。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九月以后，形势趋于好转，清军连挫郑军主力，步步进逼。至十九年二月，郑军已人心惶惶，势将土崩瓦解。三月，厦门、金门、铜山先后被清军收复，郑经率残部逃回台湾。

康亲王杰书在浙、闽地区转战六年，至此时才算大功告成。杰书凯旋之时，康熙帝亲自到卢沟桥迎接，荣誉达到极点。康熙三十九年，康亲王杰书病逝。康亲王靠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平定了耿精忠的叛乱，使大清得以继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康亲王的丰功伟绩无愧于清代亲王的美誉。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杰书曾孙永恩复号礼亲王，以《啸亭杂录》一书传世的礼亲王昭梿即永恩之子。

昭梿号汲修主人，生活时期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嘉庆年间曾袭礼亲王，后因虐下获罪，被革爵圈禁。半年后蒙赦释放，但没有恢复爵位，后混了个宗人府候补主事，但一直郁郁寡欢，道光年间病故，时年五十四岁。昭梿爱好文史，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与当时的文史学家魏源、龚自珍、袁枚等都有交往，自己也有诗集，但没流传下来。《啸亭杂录》是他的读书札记，而他本人也不过写文自娱，本不想传世。病故后其文稿大多散失，后由官方组织搜集整理，加上启功先生收藏的一部分，由中华书局出版，名为《啸亭杂录》，包括杂录、续录两部分。《啸亭杂录》涉及民俗、人物、宗教、传说、重大历史事件、个人生活琐事、读后感……范围很广。有些文章还有独家报道性质，能补正史之不足。全书虽为文言，但文笔简练而不晦涩。而且昭梿治学严谨，凡涉及历史事件多为亲历，如系道听途说则注明来源，因此错误不多。更为可贵的是，昭梿在文中直言不讳、毫不客气，尤其在《癸酉之变》一文中更是淋漓尽致。

光绪年间，第十二世礼亲王世铎，是当朝亲贵之中最没有“王爷”架子的。即使李莲英依礼节跟他下跪，他竟还跪以报，一时还传为笑话。世铎先后担任内大臣、军机大臣、军机处领班等职务，处理军国大事，被赠与亲王双俸。不过身为军机大臣世铎年迈昏庸，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不识时务。其子、侄辈有从欧洲游历回来者，世铎见面后问道：“洋鬼子的国家也下雪吗？”听者掩口而笑，回答说：“中国与外国同处一个天地之间，所以都有风霜雨雪。”世铎听后默然无语。公元1913年世铎去世，世铎之子诚厚袭礼亲王爵位，成为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位礼亲王。这位王爷在辛亥革命后住在蓝靛厂，因其酷爱养长虫、刺猬、猫头鹰，对生物、动物学有很大兴趣，人们背后称他“疯王爷”。

---------------清代第一显赫贵族的生前与身后(1)---------------

北京有句老话说的是，“礼王府房，豫王府墙”，就是说礼王府的房子多，豫王府的院墙高。由此不难看出礼王府的规格，在北京诸多王府里面的等级之高。礼亲王府位于西城区西安门黄城根南街路西，南起大酱房胡同，北至颁赏胡同，占地约30公顷。在清代所建的诸多王府中，最大的就要数礼亲王府和豫亲王府。

礼王府的所在地在明代是崇祯皇帝的外戚周奎的私宅，清朝入关进驻北京之后，此地后为代善所有。现在礼王府大殿门下部还雕有云龙，而且其工艺为明代手法。规模雄伟，占地宽广，重门叠户，院落深邃是礼王府的一大特点。王府分三路，中路有正门、二道门、银安殿、穿堂门、神殿、后罩楼等！王府的西部是花园，亭台楼阁错落有制，设计得十分巧妙。东部是王爷和其家人休息的房间。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礼王府着火毁了不少院落，后经嘉庆皇帝赐银万两由当时的礼王昭梿主持大体按照原式重修。1927年，礼王的后人将王府前半部租给华北学院。然而就是这么一座北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宅门儿，在百年前竟然是传说中的北京四大凶宅之一，究其原因不得而知，但应该也是和封建迷信有关吧。

说到王府里的迷信，其实在老北京，甚至封建年代的中国，都是司空见惯的，但是王府之内又和寻常百姓之家有很大的不同，简单地说，就是王府里面规矩多，有很多忌讳。所以有段相声里说了，到王府里给王爷们唱堂会，说相声，先问忌讳，所以演员们为了不犯忌讳，就只能用自己开玩笑，站在台上，说我叫“小狗子”，台下的老爷听了不高兴了，因为他的小名就叫“小狗子”，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也能反映出王府里面的迷信忌讳之多。其实这个笑话本身也很可笑，因为满族人是宠狗，敬狗的，更不会杀狗，吃肉，狗皮的帽子衣服也不会穿戴，所以拿狗开玩笑则更是不可能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王府内的日常生活中，迷信活动是其重要支柱，反思一下确实如此，毕竟在几百年前没有那么多娱乐活动，天黑后又没有电灯，只能搞些带有艺术性的宗教活动来娱乐了，久而久之民间就把这些宗教当成了迷信，甚至一直流传到现在。王府中的一年四季，可以说王府从吃喝穿住到言谈举止，无一不与迷信密切相联，虽然有些活动只是宗教活动，但是因为历史特殊原因在最近十几年才真正地被广泛地承认为宗教，而在以前被认为是迷信活动，不过既然是古人，那么我们也就不过多苛求了。

在王府日常生活中，每天随处可以听到“吉祥、如意”这种口头禅。大清早，幼辈见了长辈，奴婢见了主人，第一句话必须说“爷吉祥”或“奶奶吉祥”。祭神之后